人们希望的，是调整和纠正这些不公平现象，并改进运用再分配杠杆适当调剂贫富差距，而绝不是想触动那些合理合法的高收入。
要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巩固扩大基本医保覆盖面，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和管理服务水平。按照利改税以后的原则，企业缴纳所得税余下的利润可以自主决定分配。
企业内部的分配制度开始深刻变化，收入与劳动效果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在全体人民勤奋劳动、相互协作的基础上，一个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共同富裕且充满效率的制度一定会发展成熟起来。与此同时，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有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其间体制性弊端会长期存在，特别是责任和约束机制不到位、市场秩序混乱、社会征信体系不完善等，造成了严重的非法收入问题，这进一步催生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社会利益矛盾的尖锐要继续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确保质量，并抓紧完善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管理、退出等制度。同时，在节衣缩食的大背景下，能够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温饱，维持社会稳定。
同时，在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改革下，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地方政府在财税收入支配方面的权限不断扩大。总之，随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兼顾公平和效率、规范有序的收入分配体制一定会建立健全起来。当宏观调控变成以经济增长为主线时，由于经济增长伴随物价快速上涨，便收缩货币条件，物价上涨趋势减弱。
第三，结构转型将可能会是南辕北辙，经济增长活力遭受严重扼杀。2012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1%，整体下滑趋势明显，对宏观调控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针对这种状况，宏观经济开始所谓的预调、微调，下调银行准备金率，扩大信贷规模，启动重大项目投资。作为一个巨型复杂系统，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种力求实现多方均衡的政策组合对于经济社会形成很高的风险。在这种格局下，资本的盈利模式会更加趋向实现差价收入，因为通膨膨胀一方面会推高要素价格，使实体经济利润水平进一步下滑，导致资本在实体经济中的收益率更加稀薄。
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税收，由于物价上涨，导致持币人的购买力下降，事实上有降低居民收入的效果。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稀缺程度趋于降低，资源要素作用开始增强，这个阶段通常称为赶超阶段。
而在物价水平的下降趋势使现金出现增值现象，资本更愿意处于储蓄、借贷等状态，导致资本的利率水平偏低，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国债热销。有效的财产税制度能够抑制要素垄断扭曲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机制，危及发展方式转型。在这种财富分布格局中，聚集到土地（房地产）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资本并没有紧迫的财务压力，可以成为战略性的中长期持有。首先，重新构建要素资源的配置机制，反映新的历史时期不同要素资源应具备的相应地位。
事实上，迫于财务压力，前者迟早也会走上后者的道路，发展新兴产业仅仅成为了一个手段，也就是一个资本的游戏。其次，社会价格普遍上涨，资产价格通常处于引领地位，上涨势头猛烈，无疑是加大了套利收入的获利空间。在其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逐渐消失，诸如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资源红利等，而制度红利、技术红利在当前体制下受到显著抑制，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在这种要素资源博弈机制中，结构转型很可能成为看似正确的错误。
资本有自身的增值模式，大致分为三种途径：第一种是主要通过储蓄和借贷等方式，获取利息收入。但是，在投资回报率不断趋低的情况下，货币投放量必须保持不断增高。
但是，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投资和出口增幅趋于回落，国内经济开始步入下行阶段。第三种是以货币形式流向资产（资源）领域，不改变要素组合形式，通过价格变动获取套利收入。
通过资本增值模式分析国内宏观政策组合，可以发现三条看似正确的错误的结论：第一，保经济增长实质上可能是伪增长，更可能是饮鸩止渴，变成了一个不断测试民众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底线过程。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必须底层制度改革作为支撑，否则就像建立流沙上，形成溃败性的系统风险。透过通胀环境下资本收益模式，每一次保经济增长，推动一轮物价上涨，均变成了资本实现套利收入的激励，进一步增大物价上涨动力。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控制物价水平服从于保持经济增长，但在多轮的物价上涨推动下，物价水平最终变得不可接受，演变成为一个集经济、政治和社会于一体的问题，且危害更甚于经济增长。由于经济结构转型过程漫长而曲折，保经济增长主要是延续原有的经济模式，必须保持投资才能实现经济增长，这就需要维持一定规模的投币投放量。财产税应涵盖房地产持有、财产转让和资源占有等方面，大幅提高持有成本，改变收益预期，引导资本开展有效资源配置，如创业投资、新技术研发、商业模式创新等。
其次，建立财产税制度，规避资本对土地（房地产）、自然资源等要素的财产化，防止出现大规模食利者。对于国内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增长是首要目标，在当前国情下这不仅是经济目标，同时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
三、改革是王道审视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必须要警惕贫富差距的影响。于是，当货币条件宽松，物价新一轮上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由于投资回报率不断趋低，对货币条件越加以来，单位GDP增长需要更多数量的货币，造成物价上涨的潜力动力水平不断升高。
国家必须真正打破行政垄断，放开国计民生领域，对国内各种资本实行平等待遇，允许自由进入，发挥资本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本配置作用。这样，相对于前两种收入模式，差价收入会更加有利可图，资本可以通过土地（房地产）（房产）和资源等途径，在要素组合的过程中将价格上涨传递至实体经济。
关于中国经济前景，国内外不少经济学家心存疑惑。但由于食利者可以通过投资收入通道，提高稀缺程度或者供应垄断等方式获得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迫使产业链下游环节接受其价格。资本的天性是逐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动力。但受制于国内收入分配体制滞后，居民收入所占比例处于下降通道，在物价上涨推动下，居民消费需求更加受到抑制。
在通货膨胀环境中，资本的增值模式便趋向以套利收入会为主，形成资源的错误配置。由于处于资本相对过剩阶段，加之国内基尼系数达到0.64，这意味着国内大量的资本控制在少数人或机构手中，构成其财产。
由于货币条件事实上的宽松，这将会使国内通货膨胀始终处于较大压力。其实，经济学家普遍忽视了另一种红利，即文化红利。
保持调控压力，控制物价，推进结构转型，但面临经济下滑失控的风险…国内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三角组合，在物价水平、经济增长、结构转变三个约束条件中力求实现相对均衡。深入研究这种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政策，基本上都贯穿了无为思想，无为即有为，当社会环境宽松，底层制度合理，民间蕴藏的巨大创造活力便会喷涌出来，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例如，由于收入减少，消费者会增加电子购物，降低实体商店消费。当前我国已处于资本相对过剩阶段，必须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法律制度，修改《公司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等，推动资本、劳动力、土地（房地产）、自然资源、技术等要素形成动态博弈，形成一种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均衡结构。放松信贷，加大投资，虽短期内保持了经济增长，但更加扭曲结构，且推高物价。在不同经济环境中，资本的增值模式有所差异。
在政策引导下，资本纷纷启动了所谓的产业转型，配置了众多的土地（房地产）、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逆淘汰现象：一方面由于商业环境和技术水平不成熟，新兴产业无法提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现了建成即亏损现象，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实体经济作为循环体获取了一定的资本，但实际上是饮鸩止渴，因为资本套利收入不是像赌博那样的零和博弈，而是通过要素资源、资金价格等各种途径从实体经济中抽血，最终还是要实体经济承担成本压力，直至实体经济因为缺血发生强制性调整。
二、危险的政策陷阱 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诉求多元化，力图实现物价水平、经济增长、结构转变三者的相对均衡。在这个过程中，不同行业的收益率便会出现结构分化。
弗里德曼通过实证分析，表明通货膨胀永远是一种货币现象。即使，国内货币条件出现了实质调整，资本稀缺程度上升，利息收入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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